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因为“根叔”的走红让更多人开始关注大学校长这样一个神秘角色，也让舆论界更加关注“中国需要怎样的大学校长”这一个话题。日前，记者专访了曾与六十余位中外大学校长对话的《世界知名大学校长访谈录》作者李清川先生。
记者：之前你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根叔”类校长本应很正常，这个表述的潜台词是什么？
李清川：李培根校长因“根叔”被特别关注，至少说明在中国的大学校长中，“根叔”还很异类，它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认知中的大学校长角色，重新定位了校长与学生两个紧密却还遥远的群体的关联。“根叔”的走红与其说是对大学校长的一种肯定，不如说是对大学校长的一种期待。在肯定与期待中间还有很长一段路。其实，在毕业致辞中还有这样一段话：“‘‘根叔，你为我们做了什么？’——是啊，我也得时时拷问自己的良心，到底为你们做了什么？还能为华中大学子做什么？”其实，学生这样的疑问应当常有、真问，校长这样的自问也应当化为自省和反馈。
记者：你还说过，“大师治校”的土壤还没有培育好，能具体阐释一下吗？
李清川：确保“大师治校”或者说“专家治校”、“教授治校”的有效实现，最基本的要素有两个，一是行政干预最小化，二是基本权力义务化。谈到“大师治校”，三校内迁组建的西南联大被提及较多，其时西南联大的管理机构由两部分构成：校务委员会和教授会。前者是权力机构，后者是咨询机构。但从校务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和遴选方式看，这个机构更强调管理教育成效，单纯的行政权力没有渗透到教学研究领域中。西南联大由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三位校长负责校务，后来张伯苓、蒋梦麟留守重庆，谋求国民政府对学校的支持，这样的支持主要体现在物质方面，外界对学校尤其是教学的干预并不多，学术和教育都保持了其自身的相对纯粹，也就自然发展了利于争鸣的学术气氛和关注国运的良好风气。另一个特殊背景是，在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对行政权力的需求比较有限。目前中国大学也多设置有校务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但其运行效果有待提升，而其它方面的条件并不完全具备。
记者：《长江日报》采访你的标题是《第三代大学校长太“超人”》，“超人”是指校长的多重角色吗？这种“能干的第三代大学校长”是你所欣赏的吗？
李清川：中国大学在发展中需要直面的现实问题比较繁复，因此大学校长被自然赋予了极高的要求和希望，在多元的角色承载和多样的任务承担下，他们并不轻松。作为是利害关系的调解者，大学校长要努力协调多方关系并有效整合资源；作为是学校发展的推动者，大学校长要在最短时间作出判断并寻求一致；作为是学校形象的代表者，大学校长要极力营造学校在社会中的良好形象并且长期维护它。高等教育的改革让更多人意识到：大学的财政状况不佳，会直接影响到学校建设和人才吸附，会波及到教学研究的质量提升。中国的大学一直比较多地依赖政府资源，越来越重视社会环境，有效获取增量资源并合理分配资源越来越重要，这对大学校长的公共关系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能否更好地争取社会更多的支持是所有大学校长都在思考和需要面对的问题。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大学教育的世俗化是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特征，这种世俗化的现状迫使大学校长必须不断调整自身的角色并实现转向，在实践中探索并形成新的大学教育哲学。但大学校长的基本责任是有共识存在的，那就是作为未来发展的规划者，大学校长要化解历史负担、运行日常事务，将前瞻性判断和为实现发展目标作出的任务分解，与教师、员工甚至学生达成共识并推动它实现。我个人觉得“超人”校长很无奈。
记者：在你采写《世界知名大学校长访谈录》、《中国知名大学校长访谈录》的过程中，被采访的校长最令你意外的是什么？
李清川：他们大多是个性比较鲜明的人，相对意外的是无奈普遍存在。他们可以是学术代表，可以是行政官员，也可以是学校代言人、国资信托人，但没有人会以其中任何一种角色要求他们，处于各种权力交汇的中心，这些角色的集成往往是相互冲突的，他们要在各种压力下不断调整自己。
记者：在你的访谈录中，有很多引而不发的回答，比如许智宏表达的“想做的事情不能做”，对于这个角色的困惑与不满意很多吗？
李清川：中国的大学校长或多或少会对自己的角色有困惑。国家与所在地区、教师与学生对于一所大学的发展目标有可能是一致的，但因为角色和需求不同，他们对大学的发展尤其是阶段性发展和具体事务有相左的需要，这个平衡的过程，以及大学经费来源能否多元实现、教授终身制是否现实、信息技术改变教与学的方式等重大问题都需要大学校长需要大学校长作出判断。当然，从另一个方面看，大学校长应该并且确实有更多的渠道去化解这种角色给予的压力。伴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和组织体系的扩张，校长的一些职能已经由不同的角色分担了，学校的发展与院系、专业的规划也可以分级实现。从“根叔”的个性走红看，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本身就具有多元化特征，每所大学的特质也应该塑造不同的大学校长形象。无论是精神领袖、教育专家，还是行政领导、财政专家，都有其存在的背景和需要。但校长多元角色所造成的冲突，决定了中国的大学校长很难从容执校并获得社会的公允评价。
记者：对于采访过的校长在学校中的地位和身份，你的认识和感觉是什么？
李清川：根据“出身”中国的大学校长可以分为这样几类：一是专家转型类，就是长期致力于专业研究，在所在领域有着较大的知誉和社会影响的专家学者；二是官员转型类，即有着相对丰富的教育部或其他部委的为政经历。前者对于学科发展和学校发展都有着比较清晰的思路，了解教授的诉求，对于吸附人才、发展学科都有着足够的重视和深刻的认识。后者因为曾经的高等教育或行业管理者的角色，对于宏观发展、区别发展有着独到的认识，在知行结合方面优势明显，特别是曾经的从业经历对于学校获取资源支持等作用明显。此外，管理内生型也算一类，即较早从事专业、院系的管理工作进而执政学校管理的。
记者：大学校长管理大学的理念是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李清川：大学校长领导和管理大学的理念很少被人关注，这是不正常的，又是现实中大学校长的角色悖论所决定的。校长和教授的关系究竟该怎样？尽管很多校长出身科研教学，但一般来说教授会将校长定义为行政人员，这样的认识造成了现实中教授群体与校长角色的隔膜，如果将其定义为教育专家，在吸纳教授参与学校管理和决策时势必有益，但相对于中国大学繁复的发展任务单一教育专家的角色又似乎不能全部担当。还有就是校长和学生的关系该如何定位并开展？历经“合并潮”和十余年的发展，超大规模的大学在目前的中国比比皆是，学生数量的迅速扩张和来向的多元都增加了校长充分了解学生的难度，只是依靠学校的论坛和少量的座谈可以了解学生的群体特征，却很难对学生的需求作出有效判断。而某种意义上，学生是大学的最重要产品，学生的存在与质量是学校存在和校长存在的主要理由。还有一点，与大学校长的角色认同困惑相比，更严重的是大学的自我认同存在的危机。这个问题是中国大学发展中不能忽视和难以跨越的障碍。